《日本时报》5月5日文章，原题：西方翻译如何扭曲了中国的现实 当中文里的“文明”被翻译成英语时，常常被译为“civilization”。但这一翻译具有误导性，因为中国的“文明”描述的是一个民族道德和礼仪的水平，而“civilization”则是由“一个城市的居民对资源和技术的掌握”这一意义派生来的。

      北大的辜正坤教授说：“中国的‘大学’不是希腊‘universitas’的翻译，而是指儒家一部经典——《大学》。”大学往往被翻译为“伟大的学问”，但它实际的含义是一本教人如何成为“君子”乃至“圣人”的指导手册。

      在中国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传统之下，“君子”是一种理想人格，而“圣人”则是“君子”中的最高境界。“圣人”完善了最高的道德标准——“德”，掌握了“仁、礼、义、智、信”的原则，与众人的关系均亲如家人。

      儒家对“君子”和“圣人”都有明确、独特、非欧洲式的定义，就像佛教对“菩萨”和“佛”的定义一样。然而，17世纪至19世纪错误的欧洲翻译导致受过教育的西方人都对“君子”和“圣人”的概念一无所知。

       西方大学的主要宗旨是培养富有技能的专家，而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则是塑造理想的人格。在得知中国大学并不授予PhD（译为“哲学博士”）学位时，英美学生似乎都很惊讶。中国颁发的是“博士”，字面意思为知识渊博的大师。

      西方国家显然缺乏对“圣人”和“君子”概念的认知，更别提对“大学”的理解了。因此，我们或许应将中国的这些概念当成必要的常识来接纳，就像19世纪，日本和中国接受“哲学家”等西方概念。这种接纳应是相互的。

       西方学界刻意隐瞒了有关中国的有价值信息，总是喜欢用欧洲的术语来形容中国，目的是保住最终解释权。游客和帝国主义者来到中国很少是为了学习。他们虽身在中国，但还是喜欢按照家里的方式称呼事物。但结果一定是发现自己常常说错话。孔子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这说明了纠正名称的意义。（作者索斯滕·帕特贝格，张博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