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9日清晨，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、教授，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民国翻译家郑永慧，走完了与法文相伴一生的翻译道路，于北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

郑永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，翻译出版了雨果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、大仲马等十多位法国知名作家、诗人、哲学家的著作，留下了40余本共600余万字的译本。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誉其成就：“与傅雷相当。”

中国近现代翻译界，经历了从“善译”，到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再到“宁信而不顺”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。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，多数已经谢世。郑永慧的去世，不仅是一代翻译巨匠的陨落，也标志着那个以“强国”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。

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中国的翻译史几乎和它的文明史一样长。远的不说，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，至少远在周代开始，我们的祖先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政令书写成各种文字，供不同封国、部落的首领们阅读。只不过那时候，尚无现代意义的“语言”这一说，不同的只是文字的写法和读法而已。

从远古到明清的翻译史

从西汉开始，僧人开始系统地翻译佛经。特别是从东汉至隋唐，一直到北宋年间，佛经的翻译一直沿着官方（朝廷）和民间（寺庙）这两条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和洗涤，诞生了三位佛经翻译的高手，史称“译经三大家”：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。

随后，基督教在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来到了中国。这一时期，朝廷的官员成了翻译家。较为著名的有徐光启，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的人。同时代的李之藻，与徐光启齐名，获得了“晓畅兵法，精于泰西之学”的评价。严格来讲，这些人都不是职业翻译家，他们只是精通外文的儒家弟子，翻译更多只是为了介绍外国的学问，仅供天朝子民参考。

真正让翻译的目的得到升华，从非主流的“杂学”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、政治目的的行为的，还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以至“五四”这一段时期。由此，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，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、哲学、政治制度，乃至于文学著作，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，陆续进入中国，开拓了蒙昧的民智。

为强国而译书

为中国近代翻译建立理论基础的，首推清末人马建忠，他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。首先，关于翻译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余也蒿目时艰，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，爰不惜笔墨，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，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。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，见而心许，采择而行之，则中国幸甚。”

其次，马建忠清醒认识到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，所谓“通洋文者不达汉文，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”。此外，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、学习内容、选拔学员条件、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提出了“善译”的翻译标准，他说：“一书到手，经营反复、确知其意旨之所在，而又摹写其神情，仿佛其语气，然后心悟神解，振笔而书，译成之文，适如其所译而止，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，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，与观原文无异，是则为善译也已。”

真正用简单而有力的口号，将翻译和国家联系起来的是梁启超。1897年，梁启超在《论译书》中说：“处今日之天下，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。”全面学习西方的想法暴露无遗。次年（1898年），梁启超又撰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明确提出“特采外国名儒撰述，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，次第译之”。事实证明，甲午战争之后，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，翻译文学作品逐渐增多，而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，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入发展期。

马、梁二人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，而严复，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，为中国的近代翻译指明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原则和标准。“信”（faithfulness）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；“达”（expressiveness）指译文通顺流畅；“雅”（elegance）可解为译文有文才，文字典雅。这条著名的“三字经”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，民国时期的译者将其奉为圭臬，其影响绵延至今。

不懂外文的“译界之王”

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，不可能不知道林纾。他的其人，连同他的翻译，用“空前绝后”来形容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唯一的一朵奇葩，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。

林纾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。他自幼嗜书如命，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，受其师薛则柯的影响，深爱中国传统文学，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，林纾渴望走上科举的道路。不过，已过而立之年的他，七次上京参加会试却无一中的，屡战屡败之后心灰意冷，林纾绝意于仕途，从此专心致志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，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。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，为国人见所未见，一时风行全国，备受赞扬。其实，林纾走上翻译之路十分凑巧。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，妻子又接着病故，为帮助林纾走出消沉，几位朋友邀他一起译书。再三推托不成后，林纾最终接受了这一请求。不料，牛刀小试却一战成名，林纾从此沿着翻译的道路走了下去。

林纾译文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之处。如所译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，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，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。《孝女耐儿传》中，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，不仅原作情调未改，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。接着，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，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。至此，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，并留下了“译才并世数严林”的佳话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，居然不懂外文！林纾从小受桐城派影响很深，古文被认为“文字所出，有不可磨灭之光气”。不过，他从没学过外文。每次翻译，他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，拿着原本口译，他听过之后，随手将译文写在纸上，速度非常快，“口述者未毕其词，而纾已书在纸，能一时许译就千言，不窜一字。”这也是他被称为“译界之王”的原因，同时也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翻译家。